多年以来,涞源人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遗憾的是因为日本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致使当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莫宗江先生在考察完五台山的佛光寺之后,于7月15日从山西省代县绕路回到北京,而未能到涞源来考察阁院寺。由于阁院寺与梁先生一行擦肩而过,没有被及时发现,致使这座深藏于涞源小城的千年古刹,建国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1960年冯秉其、申天发现了阁院寺并在当年《文物》第八、第九期上予以介绍。直到1979年才迎来了莫宗江先生迟来的脚步,这一迟前后竞达42年。经过莫先生及其弟子们一个月的辛劳工作,他们发现阁院寺中的文殊殿是一处杰出的建筑。庙宇建筑在月台上,体量虽然不大但很雄伟,拥有坚固、简洁、粗大的斗栱,很深的出檐,八棱的陀罗尼经幢,一看便知年代久远,有汉唐遗风。经鉴定,文殊殿建于辽应历十六年,即公元966年,是一处没有经过落架重修的减柱造殿宇,比建造于晚唐(公元857年)的五台山佛光寺仅晚了109年。这是站立在中国大地上唐末辽初的第二处减柱造结构的建筑,实属不可多得。 由于阁院寺没有与梁先生相遇,所以,文殊殿的雄姿未能被收入梁先生编著的《中国建筑史》。正是由于阁院寺文殊殿的价值没有引起政府和公众的注意,才导致文化大革命中,狂热激进的红卫兵拆毁了文殊殿中的泥塑佛像和肉身佛像,撕毁了从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的金身和底座中发现的大量佛经、典籍。所幸的是省革委得知这一消息后,及时制止了破坏行为,才得已使文殊殿没有遭受被拆毁的厄运,完整地保存下来。遗憾的还有,由于人们的无知,也是“文革”中,竟然将文殊殿后面的一棵千年古松伐掉做了纪念馆的窗棂。 莫宗江先生带着久违的感动,亲自动手,每天攀爬在文殊殿的斗拱、梁架上,进行精细的测量、察看、照相,对整个建筑群做详细记录和认真分析,出具了全面、详实、权威的报告。这份报告为阁院寺的保护、维修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深深地感谢和缅怀莫教授。 阁院寺坐落在涞源古城西城墙内,从广昌大街(原城里大街)走过,很容易被高大的松树和殿宇所吸引。现在阁院寺的东院已经成为县旅游文物局的办公场所,原来建于寺前的“阁院禅林”牌坊建国初期已被毁掉,寺庙的门前广场已被老百姓占据修建了民房。建国后,阁院寺一部分成为县委党校的校舍,大殿变成了教室、天王殿变成了会议室和展厅,藏经阁变成了库房,而东西禅房自然变成了职工宿舍。大院北部被法院占据,文庙变成了审判厅。1997年,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党校和法院先后迁出阁院寺,并且大寺的全面维修规划方案已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 文殊殿是现在已知辽代的九大建筑之一,而且是九大建筑中唯一没有经过落架重修的土木结构建筑。大家知道,大辽国是北方契丹人建立的一个强大王国,它于公元916年建国,1125年被金所灭。令人不解的是,随着这个在中国北方称雄200多年帝国的灭亡,契丹人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大辽国也仅留下了有限的遗迹,只有九大建筑向人们还诉说着什么。 那么,是谁,为什么要在涞源这个远离大辽都城临潢府的地方建造了如此雄伟、坚固的殿宇的呢?据考证,此庙是辽初李崇菀组织兴建的。李崇菀为李彦超之子,而李彦超之父李存审,是后唐李克用的养子,曾任“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是仅次于李克用的总领全部兵马的大元帅。他作战勇猛,屡立大功,是后唐的开国功臣,位在后来成为后唐皇帝的李存勖、李嗣源之上。涞源是大辽国的南疆,李存审之子见于五代和宋史的,有李彦超、李彦卿和李彦韬。在五代此后的几个王朝中,也都曾领劲兵,任为节度使。在五代到北宋初,这是一个经历几个王朝,父子相继掌握劲兵的一个世族。李彦超本人官至特进检校司徒,授勋上柱国,在唐及辽初的五代十国时期,带兵守御边疆,杀伐争斗。他看到兵将死伤惨重,苦不堪言,在弥留之际嘱其子李崇菀,倾其一生积蓄在涞源建筑一座庙宇,为其死难的将士们祈福。李崇菀当时已归附大辽,任五定军节度巡官,所以请辽国工部按照官式建筑的结构进行设计、督造,并且请高僧予以主持。 正是由于文殊殿建筑规制较高,用料粗大、构思精巧、施工精良,虽经历千年雨雪风霜的洗礼,经过几次大地震的考验,仍然巍巍不动,各个构件、隼卯之间严丝合缝。 从阁院寺西侧的小角门进入寺院,也许因为古老而有些残破,但整个院落整洁肃穆。阁院寺为三进对称式庭院结构,在中轴线上,天王殿、文殊殿、藏经阁一字排开。天王殿和藏经阁为明代建筑,看上去特色并不突出,唯有文殊殿高大雄伟,古朴中透着庄重,门前两棵古松,一为龙松、一为凤松,相传是当年辽圣宗耶律隆绪所植,其中凤松依然青翠而龙松已经枯死。龙松的树干和枝杈通体没有了树皮,树冠象两支龙角伸向天空,似乎向苍天张扬着什么、向白云诉说着什么。 走近文殊殿,一块“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汉白玉石牌镶嵌在月台的矮墙上。文殊殿建筑形式为单檐布瓦歇山顶,进深、面阔各三间,平面布局为方形,边长各为15米,通高12.5米。由于采用减柱造,所以殿内空间显得格外空阔。梁架为“四椽袱对乳袱”,斗拱采用偷心造,为柱头一朵、补间一朵、五铺座、出两跳,是典型的辽初官式建筑,也是目前发现的全国唯一的三开间、方形、减柱造的殿宇。 莫宗江先生对文殊殿的斗拱非常推崇,指出:“我们看到这部分处理得如此干净利落,使人可以感觉到工匠的结构逻辑的严密,能把斗拱组合到这样整齐而又有节奏变化,使每一个构件都是自然和谐地互相呼应联络,组成象是一组柱头的装饰雕刻,就又提供了一个显示辽代工匠运用斗拱结构熟练到这样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范例”。莫先生此话确实精准。据传,清代有一个小木匠,对文殊殿的斗拱十分着迷,每天到这里来端详、揣摸,以至于废寝忘食,最后在西侧斗拱下坐化了。一朵斗拱竟然有如此摄人魂魄的魔力,可以想见,它是何等的精美。 参观文殊殿,有两样东西不能不看,一是壁画,一是菱花格子窗。先说壁画,文殊殿的壁画是目前已知的单体人物尺幅最大的辽代壁画。据研究,这组壁画,线条流畅准确,为一气呵成,绝不是民间小画匠的手笔,而是出自宫廷画师之手。同时,这组壁画全部用的是矿物颜料,而且还运用了立粉贴金的技法,整幅壁画贴有九斤多重的金箔。可惜在明代壁画已全部用黄泥抹上了,但在拆掉神台的地方仍能够看到。莫先生在报告中对壁画作了很高的评价:“东西两壁都是四组坐在大莲花座上的象,每个莲座两旁各有一个站立的侍象。从一个莲座就宽到两米多,两旁侍象的足部比真人大;一个墙面就宽约15米,又转接过北墙的壁画;可以想象以这样大尺度的两幅壁画配合原来的主象雕塑群组作为这座殿内的主题,和四壁上强大的斗栱所构成的气势,是在敦煌也很少见的。”看完壁画,再看窗棂。在汉唐之前,流行使用板门直棂窗,而到辽宋时期,则兴起了菱花格子窗。文殊殿有两块窗棂与大殿是同期的,窗棂做工古朴而精美,尤其是左侧明柱旁边的一块,上面刻画了许多图形,有的似法器,有的似宝塔,有的像文字,最有趣的是有一个图形酷似北京奥运会舞动的京字。文殊殿的窗棂可堪称历代窗棂的博物馆,因为窗棂在建筑中是最薄弱的,也是最易破损的部位。因此,经过不断破损,不断更换,形成了各个朝代的窗棂排列展示的局面。 值得一看的还有文殊殿的外檐彩绘。莫宗江先生在报告中指出:“这座殿檐下的彩画很像营造法式制度中的五彩杂间装。青、绿、红三色所用的颜料也是石青、石绿和土红,色彩还相当鲜。在唐、辽建筑实例中,外檐画这种青绿彩画,还是首次见到;它所给人的印象和以前所见唐辽建筑那种朴素的土红刷饰的风格完全不同,并且彩画中还用了少量的金色,就比有些辽代建筑外檐斗栱已被改画成青绿缘道的华丽得多。这座殿的彩画中还保存一部分没有重描过的,花纹的笔致流畅,就更接近《营造法式》中的杂间装图案。最出意料之外的是这种彩画用到外檐就完全改变了唐辽建筑那种朴素强劲的面貌,变成趋向于华丽,这样大的影响是过去从文献史料里没有认识到的。”“在近年发现的辽墓中,象库伦的辽墓也出现了在砖的外后斗栱上也画有这种彩色的杂间装。说明辽代后期是曾经发展到外檐也用整种彩画的,但现在已仅存这一个实例。”也就是说,文殊殿的外檐彩绘是我国最早期的以青绿色为主体的外檐彩绘。虽然清光绪年间对彩绘进行过重新描绘,但基本保持了原有风格,同时有许多地方仍是早期的。在我国保存到现在的早期以青绿色为主的彩绘已十分罕见。因此要考证、研究外檐彩绘的学术源流,阁院寺文殊殿将提供实物例证。 从文殊殿出来,听见浑厚悦耳的钟声。声音是从飞狐大钟发出的。辽代的寺院只有钟楼而没有鼓楼。阁院寺的钟楼已经坍塌了,大钟落地多年,在衰草中度过了几十个春秋,幸运地逃过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一劫。现在钟是被悬在一个特制的露天架子上的,看上去钟的外形十分特别,极象武士的头盔,我们猜想,这种样子是否跟契丹人崇尚武力有关。大钟重达两吨,是为“天祚皇帝和诸王公主”祈福而用生铁铸造的,铭文记载铸于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算起来距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900年的生铁并未发生严重锈蚀,大钟的铭文清晰如初。专家考证,这是一口我国唯一的带有准确铭文记年的辽代大钟。当年铸钟的工匠也许是为了流芳百世,将该钟是为谁铸造的,由谁铸造的,什么时间铸造的,刻写的非常清楚明白。铸钟人没有想到,他的一番认真,给后世减少了太多的麻烦。钟上的铭文有梵、汉两种文字,梵文为陀罗尼经文,常人是看不懂的。钟上的汉文十分有趣,传达的信息量很大,最有趣的有三点:一是有一些简化字出现,如無,写成了无。这一点向我们提示,简化字决不是现代人的发明专利。二是对人的称谓与现代人有区别,如称姑娘为小娘子,称媳妇为“悉妇”,我们猜想,古代人认为最熟悉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夫人。三是记载了古代的僧人尚有官职。阁院寺为官家庙宇,历代出高僧,铭文上记载的主持是“崇禄大夫校检太尉正惠大师”,看来这个主持是“部长级的和尚”。 飞狐大钟是一口地道的佛钟,它有六个“耳朵”,六个耳朵代表佛家所讲的“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密宗有“业尽缘起,六根清净”的教义。原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警钟长鸣”这些成语均来自佛教活动,这也充分表明佛教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飞狐大钟的音质宏厚而悠远,浑浑然有太古之韵,在古代没有高大建筑物遮挡的情况下,钟声传播得很远。所以,“阁院钟声”也被称为古十二美景之一。把声音当作美景,恐怕在神州大地上除了涞源,再无第二个地方。 阁院钟声 (清)纪明陵 阁院疏钟起,山城听最真。 数声清有韵,万籁净无尘。 梵宇目斜坠,昙花彩散新。 年年敲不断,谁是梦醒人。 阁院寺禅院中陈列着三通侵华日军留下的碑刻,有两通是1940年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涞灵战役”中留下的。三甲村歼灭战和东团堡攻坚战我军胜利后,日本驻涞源的警备司令小柴俊男恼羞成怒,写了两首诗,一曰“赞勋歌”,一曰“长恨歌”,分别刻在石碑上。另一通是日本人拆掉原有文庙,在阁院寺东复建了文庙,勒石留下的。这三通碑已经成为日本侵华的实物铁证。